一个社会当中，公民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是民心向背的反映，也是归属感的象征。
《尚书》中治国名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放至社会慈善事业，意味着做慈善的人首先要有仁爱之心和高尚品德，才可以妥善利用社会财富，为社会缔造多种的发展资源，令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有效的帮助，令国家和谐、人民欢乐。
但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根本目的不在于赚钱，也不能够赚钱，更不是为政府省钱，而是透过大型的劝捐和捐献活动，凝聚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金钱之外，还有爱心，更有文化。儒家以仁义为本，民间组织自发承担慈善救济的事业与工作，是中国的传统，也符合中国现代社会的需要。
近30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增长快速，国人的慈善意识相应提升。然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彻底暴露出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与误区。我以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应遵循“五是”与“五不是”原则：
一、社会慈善事业是“救济式福利”，不是“权利式保障”
“权利式保障”是一种基本人权，譬如粮食、房屋、教育、医疗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要素，属于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权利享受的社会福利保障，必须要由政府负责，是政府行为。“救济式福利”是出于人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向政府未能够照顾、而又迫切需要被施以援手的弱势社群进行拯救，保证其基本生活得到满足，需要民间团体协助处理，是社会民间行为。
二、社会慈善事业是“社会投资”，不是“赚钱生意”
社会慈善事业是以爱心为主，投入大量的民间金钱、人力、时间、空间、各种平台和关系，以及社会上种种可调动的资源，帮助弱势人群，照顾政府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之下的“漏网之鱼”，但绝不是以此为本，赚钱分利。过去很多慈善团体打着“慈善”旗号，利用善信大德的信任，将募集的资金放入自己口袋，或扣除大量的行政费用，变成“管钱的大吃大喝，没钱的没吃没喝”。不但违背辱没了捐赠者的良好愿望和仁爱之心，属不仁；而且侵吞扑灭了弱者的救济与残存的希望，属大不义。
三、社会慈善事业是“配合”政府，不是“对立”政府
民间的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而非互斥。在西方，有很多非政府民间团体，采取与本国政府对抗性的政策，推行慈善事业，或打着慈善的旗号，做别有用心的工作。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有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在中国实行的“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民间慈善力量是天然的可以对政府保障水平作出补充的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保障力量的不足，提高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理应形成互补配合关系。
四、社会慈善事业是救济“小众”，不是平衡“大众”
慈善事业是福利而非权利。权利是人人都能够享有的，而福利是有需要的人才可获得的。在国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安全系统以外，政府未能顾及周全的范畴下，部分人士没有得到政策的恩惠，就需要通过慈善事业来弥补政策的不足。因此，慈善事业的受众对象，是政府政策未能覆盖的小众弱势之群，而非大众社群。倘若是大众集体需要的，那应是政府出面协调供应，最终变成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的政府行为。
五、社会慈善事业是“阳光操作”，不是“黑箱作业”
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公信力，用钱不当是当前中国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想做好事的人很多，但大多担心自己的钱能不能真正帮助到他人。一旦发现钱被挪用买了高级轿车、盖豪华办公楼、在高档酒店请客吃饭，甚至被贪污，从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因此，社会慈善事业必须“透明化”，在“阳光”下运作，公开慈善款物的收支情况，包括善款筹集、管理、使用等信息，自觉接受监督，才能提升公信力，使大家敢于慷慨解囊。
当务之急，是重塑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使之与国家社会保障计划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