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
凌晨，手机叮咚连声，五、六组微群里有人砸红包，祝贺女委员三八节快乐！大早，复响，早起的委员在抢红包。天亮了，写微信吧，给女同胞问声节日好！
前面5次随笔，不意被《人民政协报》看中，作为委员日记给发了。“微信文字”登“大雅之堂”，佳话也。
政协会议期间，《群言》杂志必借机召集委员搞专题座谈会。昨晚的主题是“精准扶贫”。我认为扶贫最紧要的是挖穷根，因而产业扶贫最重要。我提交的两件提案都同扶贫有关：一是徐霞客线路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发展专题旅游开启中部、西南部集中连片贫困区和民族地区致富的大门。二是追踪研究和扶持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医新药茶色素，既有利于阻止因病致贫返贫，又可培植新兴产业，对接精准扶贫。茶色素所用的原料是做茶叶不用的老叶和茶梗，是废物利用，可为税亩茶园带来50-100%的收益增长。可见科技扶贫也是一条路，关键是找到关联性。有时功夫在诗外，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3月9日
有朋友问我，政协委员现在讲真话的多吗？我说没统计过，但政协一直在强调委员要“察实情，讲实话，谋实策”。在我的感觉中，说真话、实话已经成为政协的一种性格了。
昨天上午是民盟联组会，公安部来了刑侦和交通两位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倪慧芳委员当面指陈了派出所执法不规范、有案不立、刑讯逼供等诸种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在教育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葛剑雄委员指出近年来国家考试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形成作弊的利益集团和产业链，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对所谓“助考”的培训机构缺乏监管；2016年雷速体育：硕士研究生外语考试又出现漏题迹象，据查也与培训机构相关。为什么这些机构往往成为法外机构？教育部门为什么就管不了？希望教育部主动釆取措施，会同公安部门对这些机构进行整顿、规范，不要让它们成为徇私舞弊的产业链！
3月10日
上午，小组讨论慈善法草案，气氛出奇热烈。康耀红委员指出，草案“法律责任”部分过多依赖“以罚代责”，严厉性不足。我很赞同，但文本中第一百零九条也写上了“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看来还有一个与行政法、刑法对接，慈善法融入整个法律体系的问题。
徐辉委员说到本法规定每年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与“国际慈善日”是同一天，有无重合必要？慈善日原来定在3月5日学雷锋的日子，肯定不合适，毕竟雷锋不是一个慈善人物。而国际慈善日是联合国为纪念1997年9月5日逝世的英国著名慈善家特蕾萨修女设立的。
细细想来，以“9·5”为中华慈善日，的确值得商榷。一是名不副实；二是未能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没有必要形成重复。有委员说，干脆就用国际慈善日算了，如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节，也没有同时弄个中华妇女节或中华劳动节。与其如此，何必蛇足？
3月11日
下午，是小组预定的专题讨论会。教育部教育督导团办公室副主任田祖荫和督导办义务教育督导处调研员陈卫军专程来听会。
我提议教育部应该重新审视学分制问题。当年几乎是“大跃进”一样上马，要将学校变成一个课程大超市，必修课之外是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自主选择。几百门课开出来尤嫌不足。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压缩！于是过去50分钟一节课变成40分钟。我们上学时，一门中国古代史讲一学年，每周6节课，后来压到每周4节、3节，再后来只上一学期，每节只有40分钟。自由、自主学习的学风终究没形成，越来越务实的学生眼里只剩学分了。本来一个专业的课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因为选课冲突，顾不上先后次序了，拿了学分再说。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反智主义倾向，异化成“逆选择、逆淘汰”机制——谁的课最松快最容易过关便选谁，认真、严格教学、考核的老师反倒成了孤家寡人。
学分制下的班级制被打破了，只有年级了，加上新校区建设和新住宅运动，教师兼班主任也行不通了。于是大学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专职化的辅导员人群，专门负责管理学生。国外很多亊务可以让研究生兼做，我们都是专职化的人在做，这是个简单的投入问题吗？哈佛大学实行了114年学分制，1986年取消了，为什么没有人结合我国国情去研究一下。